德国政坛又变天，德系汽车心熬煎

近日的德国总理大选，不仅关乎最高掌舵者的归属和政治重组，在“时代转折”的关键节点，更被赋予了有别于过去的特殊意义。

根据已经出炉的选票，默茨领导的联盟党获得了28.6%的支持率，赢得了本次德国议会大选。这是联盟党在前总理默克尔2021年离任后，再次成为德国议会的第一大党，推举的候选人默茨有望登上总理宝座。

按照四年一选的周期，此次大选本该在今年9月正常进行，但因为三党执政联盟的破裂，相关选举不得不“提前分娩”。

大家都在关注，这一因“早产”而至的新政府，面对内忧外患，将给德国的政治经济版图、甚至整个欧盟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变化？

特别是汽车行业。

德国是欧盟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一大经济体，但该国汽车产业的现实遭遇，亦是欧洲汽车制造业逐渐崩溃的一个缩影。

一边，是德国引以为傲的汽车制造业持续疲软，经济前景的恶化，拖累了汽车产业链的利润和销量。另一边，该国在俄乌冲突后失去了俄罗斯天然气的廉价优势，飙升的能源价格，进一步影响了汽车制造的核心地位。

重返白宫的特朗普，又给这个国家带来史无前例的贸易关税打击，且供应链安全也是不小的挑战。最高权杖的归属尘埃落定，但其背后，德国模式神话不再，新上任的总理，会是汽车产业久旱之甘霖吗？

问题要从根子上解决

选举结果出炉后，《福布斯》杂志第一时间点评了德国新政对汽车产业带来的影响，文章开头的评论十分犀利：德国汽车行业的投资者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周日的全国大选，结果不太可能引发市场动荡。

这也意味着，新政的影响不会太大。

很多问题，短期内依旧十分棘手。内部来看，默茨掌权，德国汽车行业的困境依旧很难解决；电动汽车销售疲软，需要政府提供补贴，整体车市也需要一些刺激措施，但德国政府在资金方面已是举步维艰。

外部来看，德国车在中国市场优势不再，面临诸多困境；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对欧洲有很大威胁；特朗普上台，即将实施新的关税战；俄乌冲突的影响还在持续，失去了俄罗斯天然气的廉价优势，飙升的能源价格，德国汽车制造的核心地位受到威胁。

外部矛盾更为复杂。

德国制造的汽车，大约有四分之三被运往国外，这使得汽车行业容易受贸易壁垒的影响。特朗普决定从下个月开始对钢铁和铝进口征收高额关税，甚至威胁要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这里有大众、宝马和梅赛德斯等制造工厂）以及欧盟进行处罚，汽车关税可能高达25%。

德系车企高管们，都希望本月的大选能产生一个新的德国政府，以减轻汽车制造业的现实困境。遗憾的是，整个大选期间，德国各政党并没有提出能让汽车产业眼前一亮的重大计划和提议。

能源成本和汽车制造紧密相连。

低能源成本和价格稳定，对于当下的德国汽车十分重要，德国当前的电价，大约是美国和中国的三倍，比邻国法国高出约40%。虽然所有主流政党都承诺削减能源成本，但具体到削减方式上，却存在分歧，也缺乏高效的可行方法。

如果没有新的刺激措施，德国汽车产业犹如久旱缺甘霖，后续可能会失去数以万计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有意思的是，为了提振经济，这个国家此前一直在游说投资，给资本画饼。

德国汽车工业约占国家经济的5%，拥有近78万名员工，欧盟汽车行业则直接和间接雇佣了1380万人，占欧盟总就业的6.1%。除了德国，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瑞典、捷克和匈牙利等国家，汽车依旧占总制造业就业的10%以上，且具有庞大的上游和下游供应链网络。

德国的困境，是旧系统严重依赖传统产业的警告信号，全球经济体正在巨变，清洁能源的过渡，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正在重塑全球生产和消费方式，也在根本上改变了竞争环境。

当特定商业或经济模式的基本逻辑发生变化，市场领导者必须适应，调整，并做出改变。这也意味着，新的政府，需要在根子上思考问题，否则都是隔靴搔痒，或是杯水车薪。

问谁来撕掉改革的“创可贴”？

默茨新政，并非没有亮点。

其一，是碳排放法规。

默茨主政，欧盟层面或在碳排放问题上有所让步，即严格的二氧化碳排放规则可能在时间线上略有放松。按照此前的规定，欧盟强制要求车企从2035年起仅销售电动汽车，混动车也被排除在外。

其二，是减免税收。

默茨的竞选计划里，就包括降低税收和减少监管，这对刺激经济无疑是一大利好。不过，默茨本质上还是一位保守派，从其一贯作风来看，未必愿意大幅放宽国家的公共支出限制，而这些，正好是恢复增长所必需的。

德国需要经济活力，需要新的刺激，但问题是，国家预算中是否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新的援助和刺激。

美国政治新闻网Politico如此报道：默茨将接手的，是一个因汽车行业危机而进一步被拖累的衰退经济周期，很多难题，已经超出了下届政府的控制范围。默茨意识到这些问题，但针对汽车产业的想法、以及提振汽车行业的具体细节，他一直保持低调。

不过，默茨对自己和所属政党的定位，是亲商，反官僚和保护本土企业。从这一点看，虽然当下的默茨保持低调，但与上一届政府相比，未来的政策，对投资者和本土车企/零部件制造商都会相对温和一些。

默茨还将面临另一个难题，即如何处理中国市场的竞合关系。中国是大多数德国汽车制造商的最大单一市场，过去十几年，也是这些德国企业的利润奶牛，重要性自不待言。

俄乌战争暴露出过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危险后，德国政府开始重新考量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并呼吁德国公司减少在中国的业务。默茨上个月也发出了类似的警告，称在中国投资有“很大的风险”。

德国汽车制造商并没有退缩。

过去一两年，他们筹集投资，加速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布局，希望与当地公司建立更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夺回丢失的市场份额。

以大众汽车为例，该公司在中国运营着30多家工厂，计划到2030年将中国的汽车销量从去年的293万辆增加到约400万辆。

当下，默茨的每一个新政风向标，都将影响德国汽车产业的新走向。去年，由于朔尔茨政府取消补贴，德国的电动车销量大幅下滑，也是因为这一政令，德国失去了欧洲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的头衔。

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是反对德国官僚主义最直言不讳的斗士之一，此前特斯拉曾因当地繁琐的手续，延误了柏林附近的工厂建设。

实际上，马斯克并不孤单。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曾多次呼吁，希望柏林加快审批流程，削减复杂的文件要求，减少官僚主题作风的增长。

在今年的总理选举中，几乎所有主要政党都宣言减少繁文缛节。

不过，从汽车产业和整体制造业的振兴看，德国新政需要做的，是彻底撕掉改革表面的“创可贴”。

若非如此，德国政坛虽然变天，但德系汽车得内心熬煎，恐怕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