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美丽国，还得靠马斯克和推特治国？

魔幻现实年代，电影可能才是最大的真实。《变形金刚》告诉我们，拯救美国还得靠汽车人。

擎天柱的经典台词Autobots, roll out！（汽车人，出发！），要改成Autoboss, roll out! （汽车大佬，出发！）。

今年无比耀眼的政坛超新星，是特斯拉老板马斯克，凭借他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对特总的完美表白和表现，荣升马王爷。

中国蛇年春节前夕，马王爷就率领DOGE（政府效率部），大张旗鼓又一次跨界降本增效。这次目标不是移民火星，也不是Twitter，而是改革美国官僚行政体系。

2025年1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成立“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简称DOGE），由特斯拉CEO马斯克领导，旨在通过技术手段精简政府机构、削减开支并提升效率。该部门以“现代化联邦技术与软件”为核心工具，目标是在18个月内推动政府运作模式变革。

拿到开业授权不到20天，DOGE已经战斗值拉满，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审查国防部及财政部支出，并终止多项被认为“浪费性”的政府项目。

马斯克声称 DOGE 可以帮助削减 2 万亿美元的联邦预算。通过精简部门和优化流程，政府有望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将资源用于更有价值的项目。

01

DOGE的年轻人，

六小黄人还是戊戌六君子？

DOGE的核心团队由6名年轻工程师组成，年龄介于19至25岁，被称为“00后六君子”。他们的专业背景集中在人工智能（AI）、数据分析、金融建模等领域。有媒体称他们为Teen Minion，或马斯克的工具人。

1. 加文·克里格（Gavin Kliger，25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专业毕业，负责撰写行政命令，掌握较大决策权。

2. 阿卡什·博巴（Akash Bobba，21岁）：擅长AI与金融建模，任务为分析政府资金流向。

3. 爱德华·科里斯汀（Edward Coristine，19岁）：团队最年轻成员，曾于马斯克旗下公司实习，被媒体称为“专家”，但具体职责尚未明确。

4. 卢克·法里托尔（Luke Farritor，22岁）：硅谷AI工程师，参与政府IT系统优化。

5. 伊桑·绍特兰（Ethan Shaotran，21岁）：哈佛大学在读，研究方向为自动驾驶车辆，被委派参与技术整合。

6. 戈蒂埃·科尔·基里安（Gautier Cole Killian，23岁）：麦吉尔大学金融数据分析专家，现阶段以“志愿者”身份加入。

6个00后的加入，打破了传统政府部门的层级与规则束缚，采用“极简团队 + 技术赋权”模式，以近乎疯狂的效率对传统官僚体系形成冲击。这种创新的管理方式为低效政府部门带来新的活力，激发了社会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思考。

马斯克启用的 6 位年轻人，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和创新思维。例如，23 岁的卢克·法里托尔曾在 SpaceX 实习，并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帮助破译了意大利庞贝古城的一卷古卷轴，这种创新精神有望为政府机构带来变革。

这些年轻人被赋予了极高的权限，能够直接访问联邦机构的 IT 系统。他们利用自研工具整合数据、开发搜索引擎识别浪费，甚至计划直接替换低效的第三方系统。这种高效的技术驱动方式有望大幅提高政府效率，减少浪费。

显而易见，年轻的技术团队通过技术驱动，带来效率提升，团队利用AI和大数据分析快速识别低效项目。例如，通过梳理教育部敏感数据，发现冗余开支；对联邦航空管理局（FAA）进行紧急安全升级。 

初生牛犊不怕虎，成立20天内，DOGE终止了199份合同，取消4.2亿美元政府租约，累计削减预算达367亿美元，并推动财政部支付系统标注分类代码，要求明确资金用途，减少模糊支出。 

然而，6 位年轻人中最大的 25 岁，最小的仅 19 岁，且大多没有任何行政管理经验。他们被赋予如此重要的任务，引发了对能否有效管理政府机构的担忧。

目前引起最大争议的是现年19岁的，曾用网名“Big Balls”的科里斯汀。

据彭博社报道，科里斯汀曾是一名“黑客”，因 “向竞争对手泄露内部信息”，于 2022 年被网络安全公司 Path Network 解雇。而现在科里斯坦可以接触到最敏感的内部信息，也就是联邦政府的内部信息。

DOGE 团队拥有高权限，能够直接访问联邦机构的顶层系统，甚至可以绕开安全检查程序。权限过大且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容易引发滥用权力和数据泄露的风险，引发法律与道德质疑。

马斯克的精兵简政，引发了民主党议员、联邦工会以及雇员们的强烈反对。大量公务员在社交媒体上抱怨，指责他们的机密工作邮件被 DOGE“入侵”，甚至出现了人身威胁。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批评其为“影子政府”，认为年轻人掌控人事变动“难以服众”。19名州总检察长联合起诉DOGE访问政府系统“违宪”，联邦法官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冻结其对财政部数据的访问权限。

02

小马与老马：马斯克与麦克纳马拉

在当今美国的政治与商业舞台上，两次精简机构改革极具代表性，都体现出打破常规的勇气。一次是60年代麦克纳马拉在福特推行的以“Whiz Kids”为核心的改革，以及之后在国防部改革思想的延伸，另一次则是当前马斯克启用六位年轻人，带领的“DOGE”政府效率部门变革。

这两场改革虽相隔多年，却在精简机构的理念与实践中存在诸多异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深刻的讨论。

与马斯克 DOGE 改革的相似之处在于，麦克纳马拉在福特引入的 Whiz Kids 团队同样以年轻人为主，他们大多来自会计、金融和管理等领域，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马斯克的 DOGE 团队也以年轻人为主，且多为技术专家，这种年轻化和专业化的特点在两场改革中都有体现。

但在团队成员选择上，二者侧重点截然不同。“DOGE”部门更看重成员的技术背景以及与马斯克的合作关系，对专业领域与政府部门事务的匹配度考量较少，引发专业性质疑。“Whiz Kids”成员专业背景与企业管理问题紧密相关，专业知识与企业管理需求高度匹配，确保改革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Whiz Kids 通过引入现代管理方法和数据分析工具，帮助福特公司优化生产流程、降低成本。马斯克的 DOGE 团队也利用自研工具整合数据、开发搜索引擎识别浪费，试图通过数据驱动的方式提升政府效率。

麦克纳马拉的改革在短时间内对福特公司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和优化，马斯克的 DOGE 改革同样以极快的速度推进，关闭了美国国际开发署等重要机构，这种快速变革和颠覆传统的方式在两场改革中都有所体现。

但麦克纳马拉的改革主要针对福特公司，其目标是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而马斯克的 DOGE 改革则针对的是庞大的政府机构，涉及更多的政治、社会和利益因素，复杂性更高。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他的经历充满了矛盾与反思。他在商业管理上的成功与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对比也反映了他一生的矛盾与挣扎。麦克纳马拉的经历显示，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可能在复杂的现实中迷失方向。

麦克纳马拉作为福特公司的高管，拥有合法的权力进行改革。而马斯克的 DOGE 团队虽然得到了特朗普的支持，但其权力来源和合法性受到了质疑，尤其是在涉及联邦机构和雇员的事务上，面临着更多的法律和政治挑战。

麦克纳马拉作为企业家，在福特的企业改革虽然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但总体上得到了社会的接受和支持，而在越战期间担任国防部长的经历，则备受争议。

历史上类似改革（如里根时期的顾问委员会）多因官僚抵制无果而终，DOGE需平衡效率与政治妥协，增强透明度，例如公开审计标准、接受国会监督，以缓解“黑箱操作”质疑，获得公众信任。

若DOGE能持续通过AI优化政府流程（如社会保障数据库去重处理），可能为全球公共治理提供新范式。 

马斯克的DOGE政府效率部是一场高风险高回报的政治实验。其年轻团队的技术能力与创新精神为僵化的联邦体系注入活力，但经验缺失、权力越界及政治博弈可能使其沦为短期风暴。若能在效率与公平、革新与稳定间找到平衡点，或可重塑美国政府的未来形态；反之，则可能成为党派斗争的牺牲品。这场科技与权力交织的变革，注定写入21世纪公共管理的教科书。

马斯克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政府机构和政治环境，其权力来源和合法性受到了质疑，社会接受度也较低。马斯克的改革能否克服这些挑战，还需要时间来验证，麦克纳马拉或是前车之鉴。

                                                                                                       图片来源：网络，电影《让子弹飞》镜头

03

特马组合，

社媒体时代权力野心的双向奔赴

马斯克收购Twitter (现X）并非偶然，而是他看到了社交媒体时代，技术革命与政治需求耦合的必然性。野心勃勃如马斯克，不会止步于做世界首富。

特总的“推特治国”，以及通过”Tiktok”年轻用户的支持从而赢得大选，对传统媒体”Fake News”的疏远和不断指责，也是他看到了社交媒体对政治和传播生态的颠覆性改造。

房地产和汽车行业的顶尖企业家，特（朗普）马（斯克），都看到了社交媒体时代，权力结构的解构与再分配过程。

传统政治体系依赖建制派精英、主流媒体和官僚机构构建的权力金字塔，在社交媒体时代遭遇根本性挑战。当特朗普通过推特直接向8000万粉丝发布政策宣言时，他实际上完成了三重革命：“信息传播权的夺回”、“政治话语权的重构”、“权力合法性的再造”。

这种变革的必然性源于三个维度：

1. 传统建制派信任危机：全球范围内民众对传统政治精英的信任度已跌至历史冰点。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美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度从1958年的73%降至2023年的20%。社交媒体成为政客绕开建制派枷锁、直接对话选民的唯一通道。 

2. 传播效率革命：特朗普单条推文平均触达速度比白宫新闻发布会快14小时，政策信息在算法助推下可穿透传统媒体的过滤机制，直达目标群体。这种“政治超导体”效应使传统权力中介（如国会、智库、媒体）沦为冗余架构。 

3. 情绪政治崛起：社交媒体将政治传播简化为140字符的情绪符号。特朗普推文中“Fake News”（出现频率23.6%），精准激活选民的情绪脑区，其传播效能远超万字政策白皮书。

这种权力转移的合理性，在于它本质上回应了“代议制”民主的失灵。当传统政治体系无法有效传导民意时，社交媒体创造的“数字直接民主”成为必然替代方案——即便这种替代充满风险。

社交媒体创造的直接互动机制，正在演变为新型社会控制工具。这种“数字民粹主义”既孕育机遇，也暗藏系统性风险：

智能推送系统通过“用户脸谱—精准投喂—行为固化”的三段式操控，正在重塑社会认知基础。研究显示，特朗普支持者信息流中78%的内容由算法推荐，这些内容通过情绪化标签（如“深层政府”）不断强化群体极化。

当特朗普在Twitter, Facebook等平台被禁，被迫转战自己的社交平台Truth Social时，其影响力立即衰减63%，这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看似平等的互动平台，实则是科技寡头控制的“数字封建领地”。马斯克收购推特后立即解封特朗普账号，本质是商业权力对政治话语的再规制。

社交媒体创造的直接互动乌托邦，既是个体意见直接表达的曙光，也是认知失序的导火索。特朗普用推特摧毁了旧秩序，马斯克用SpaceX星链和X（原Twitter)构建新信息平台，而普通用户在算法牢笼中时而亢奋时而迷茫。

结束语

这个时代的终极悖论在于：我们越是渴望“直接”，就越深陷“中介”的陷阱；越是追求“真实”，就越被“人设”所异化。或许，真正的出路不在于技术层面的修修补补，而在于重建数字时代的权力伦理——让每个点赞不仅是流量的狂欢，更是责任的契约。

而马斯克依靠DOGE要解决的终极问题，也不应该是政府效率，而是如何让政府与撕裂的民意，找到最大的公约数，达成新的社会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