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郭岩        编辑 |王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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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戴姆勒两位大股东UnionInvestment基金公司迈克尔·穆德斯与德国证券持有量保护协会CEO马克·图恩勒公开反对蔡澈担任戴姆勒监事会主席，他们给出的理由是蔡澈是造成戴姆勒集团市值持续下滑的罪魁祸首。据了解，这是目前跨国车企中少有发生的“股东公开反对监事会主席人选”的事件。

由于德国排放标准升级和企业转型影响了戴姆勒的营收业绩，2019年底，围绕监事会主席人选的问题戴姆勒股东层面开始出现了巨大分歧。戴姆勒内部也分别形成了支持前董事会主席蔡澈的“改革派”和支持现任西门子首席执行官、戴姆勒监事会成员凯瑟的“保守派”。

改革派认为戴姆勒必须主动应对汽车新四化的挑战，彻底改变戴姆勒的企业盈利模式，尤其是不应该将目光死死盯在短期收益上；保守派则认为戴姆勒不应该破坏原有的发展节奏，甚至认为德国不擅长应对快速转型。

2月27日，多位德国汽车人士接受汽车预言家采访时认为，两种声音背后其实代表了两大利益阵容，蔡澈是戴姆勒执行管理层和主业基金股东的代表，而凯瑟是戴姆勒非主业基金股东和德国政府保守派的代表。双方的矛盾核心点就在于企业的盈利问题。

在德国当地人士看来，此次两位基金股东公开发表反对蔡澈的声音，和戴姆勒刚刚发布的2019盈利业绩有关。另外，也有消息称，这两位股东对蔡澈对戴姆勒的全球化发展也颇有微词，尤其对戴姆勒与中国的业务往来耿耿于怀。

此次公开反对蔡澈担任监事会主席的两位戴姆勒股东分别是来自UnionInvestment基金公司的迈克尔·穆德斯与德国证券持有量保护协会CEO马克·图恩勒。他们甚至直言“不能让蔡澈去监事会，戴姆勒会因此垮掉。”

据了解，UnionInvestment是欧洲十分著名的风险投资公司，其经济实力十分雄厚，与全球多家金融保险机构及投资促进机构的联系都非常紧密。不过，这家投资公司对于项目的选择却有一个十分严苛的标准，那就是合资、合作项目必须具有快速增长的市场潜力和较强的竞争能力且必须有收益。

资料显示，这家公司涉猎的业务涵盖3大产业，上千个行业，对地产投资尤其热衷。一位曾在Union就职的员工评价Union Investment是一家纯粹利益追逐者的公司。

而马克·图恩勒与他就职的德国证券保护协会则一直对戴姆勒中国发展问题持极端反对态度。这家协会甚至强烈抵制蔡澈大力发展中国市场。马克·图恩勒曾公开表示：“如果两家中国企业政治问题走到一起，不光日常运营，戴姆勒都有可能成为中国公司！”

可以看出，一家是注重短线收益的主权基金，另一家则是强烈抵制在华业务的行业协会，加上进入2019年后，德国工业生产指数已环比下滑2%，降幅超出预期，这些都是戴姆勒两位股东反对蔡澈进入监事会的原因。目前，德国当地资本希望稳定实体制造业发展的呼声愈发高涨，保守派代表甚至不断表示，应该拒绝与全球资本的接洽以换取自身工业体系在短期内生产安宁。

卸任戴姆勒集团CEO不久，现任戴姆勒监事会主席曼弗·雷德比肖夫极力推荐蔡澈担任下一届监事会主席。由于曼弗的任期要到2021年才能结束，因此反对声音初期并不激烈。

随着2019年戴姆勒财报发布，戴姆勒内部两种不同的声音开始出现正面碰撞。反对的声音中，少数股东将戴姆勒利润下滑、未完全解决柴油排放召回，以及高田安全气囊召回全部原因均归结到蔡澈身上，同时他们认为戴姆勒现阶段盈利表现不佳的原因就是蔡澈导致的。

资料显示，2019年上半年戴姆勒的“特殊支出”金额高达60亿欧元，包括尾气门赔偿金和安全气囊召回等事宜，乘用车版块上半年的销售回报率仅为1.4%，远远低于2018年同期的8.7%。不过在分析人士看来，这部分特殊支出不只有戴姆勒一家企业，几乎所有德国车企都无一幸免，这一责任不应该被归咎于企业管理层。

西门子CEO、戴姆勒监事会成员 乔·凯瑟（Joe Kaeser）

针对这一事件，保守派支持的戴姆勒监事会主席人选凯瑟曾公开表示其求稳态度：“Ifyou go fromconventional engines to electrical engines, therewill be a lot ofnoise on therestructuring — andGermany is not good at gettingthings done quickly.”（在由传统内燃机向电气化转型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干扰因素，而且德国并不擅长如此快速转型。）

在德国当地舆论看来，凯瑟的意见代表了一大批德国政府以及制造业企业高层的思想，这与德国经济不景气以及主权基金为主导的企业股东意见相一致。

作为德国汽车工业龙头企业的戴姆勒集团，前几大股东分别是吉利（9.69%）、科威特投资局（6.84%）、美国银行（5.13%）、贝莱德持股（5.01%）和Harris Associate LP（4.93%）与雷诺（3.07%）。在股比中有19%来自于私人投资者，61.4%由投资基金把持。

可以看出，戴姆勒监事会成员多数由中东国家主权基金委托的资本机构组成，主权基金由政府控制支配，通常以外币形式持有的公共财富，但主权财富管理方式非常被动保守。因此，对于其持有者来说，更加看重稳定的投资收益，并不关心企业长远的发展战略，他们不太希望因企业改变性格而承担更多收益风险。受此影响，在德国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很多德国企业都已经采取求稳的经营方式，优先保证投资者的稳健收益。

采访中多位德国当地汽车人士推断，蔡澈的竞争对手凯瑟目前担任默克尔顾问委员会委员，加上从2014年至今在戴姆勒监事会任职，熟知这些基金股东与政府的立场，因此对于保护部分股东利益而言，他成为监事会主席新的热门人选并不意外。 

 和股东关心的个人收益不同，包括戴姆勒内部很多员工认为，从长远规划看，蔡澈担任监事会主席更有利于戴姆勒面对新一轮汽车变革的挑战。

为了面对新四化带来的挑战，2019年开始，戴姆勒董事会围绕人事、投资、技术研发、生产制造等各领域进行了大范围调整。尤其是在全球化发展中，在蔡澈过去领导下，戴姆勒全新的董事会开始摒弃过去所谓的“行规”，大胆简化流程、削减开支，所有董事会成员都将直接负责相关经营业务。

戴姆勒集团首席执行官康林松(Ola Kaellenius)

尽管所有人知道这种调整是正确的，但也难免损害了一些人的利益。因此，这些变化需要蔡澈这样的改革派人士从监事会层面支持康林松领导的董事会。

另外，作为担任了十几年的戴姆勒董事会主席，蔡澈对戴姆勒的发展可以说十分熟悉，这有利于监事会对戴姆勒财务、人事以及全球决策性事务做出快速、正确的判断，并对康林松领导的董事会战略决策提供建设性意见和支持。

德国当地舆论认为，尽管康林松重新调整稳固了董事会架构，但改革带来的一系列反对声音是他必须面对的。尤其是内部业务重组后，戴姆勒希望通过全球性发展彻底解决亏损板块，并且引进更多对企业改革有帮助的战略投资和合作者，从这一层面看，蔡澈还需要帮助康林松和“年轻的”董事会团队。

梳理发现，卸任董事会主席的前一年，蔡澈围绕德国本土、美国以及中国等核心市场做出了一系列工作，从政治、经济、贸易甚至社会责任各方面协调自己的资源，并且将改革规划在卸任前对外宣布，不难看出这是蔡澈将改革的压力放在自己身上的表现。

在德国多位汽车人士看来，蔡澈另外一大资源是中国。在他任内，中国成长为戴姆勒全球第一大市场，而且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战略与资本合作伙伴。不管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不能忽视中国对戴姆勒未来的影响，因此，德国很多人认为，蔡澈作为监事会主席热门人选，不会因为部分股东的反对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