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着新能源完成逆袭，安徽竟成了国内最大汽车制造省份？

近年来中国汽车产业在新能源转型浪潮中经历深刻洗牌，部分省市通过前瞻布局实现“弯道超车”，而传统汽车强省则面临转型阵痛期。在这种产业格局变迁的背后，其实就是技术路线选择、产业链重构和地方政策博弈的综合结果。

结合以上因素，所带来的改变就是新势力加速上位，旧势力力保城池，汽车产业的区域格局正在迅速演变，所带来的就是汽车产业的地理迁移，甚至让各省市汽车产业迎来了重新洗牌。

安徽逆袭，最大汽车制造省份易主？

提到安徽的汽车产业，在知名度上远不及长春、上海、武汉、广州等传统汽车制造基地，即便是安徽本土的车企，具有影响力的也就只有奇瑞和江淮，与一汽、上汽、东风等汽车大厂相比，还是不太够看。但是在今年前2个月，安徽却一举超过广东成为国内最大的汽车制造省份，背后到底又是出于何种原因呢？

其实还是新能源汽车在发力，仅在2021-2023年间，安徽就累计投入超2000亿元引入蔚来（中国总部）、比亚迪（合肥基地）、大众（新能源工厂）三大核心项目，形成合肥、芜湖双核驱动。到了2024年，安徽汽车产量已经超过了357万辆，同比增长43.3%，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168.4万辆，同比增长94.5%。

来到2025年，仅在今年前两个月安徽汽车产业就靠着新能源汽车的持续发力，一举成为国内最大的汽车制造省份。要知道的是，在此之前广东已经连续九年蝉联汽车产量榜首，是无可置疑的汽车大省，没想到却被安徽完成了逆袭。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2月，安徽汽车产量44.48万辆，同比增长21.3%，占全国比重9.99%，分别以6.83万辆和7.32万辆的优势领先居第二、第三位的省份。其中，安徽新能源汽车产量23.43万辆，同比增长132.1%，占全国比重达12.89%，较排名第二、第三位省份分别多3.55万辆、6.75万辆。

值得一提的是，各省市汽车产业数据的变化跟比亚迪的产量统计口径也有关系，2024年比亚迪的产量算在广东头上，显得广东特别猛，而今年比亚迪在安徽工厂的产量算到安徽本土了，安徽自然也就起来了。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就算没有比亚迪，安徽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的表现也确实不错。

目前，安徽正在围绕奇瑞、江淮等本土企业，集聚国轩高科（电池）、巨一科技（电驱）、皖仪科技（检测设备）等700余家配套企业，实现从锂矿（宣城）到回收（格林美）的闭环布局，零部件本土化率甚至超过了60%，为新能源汽车的强势崛起打下了坚实基础。

除了安徽外，重庆和浙江同样在乘着新能源汽车快速崛起的东风，实现了汽车产业的复兴。在本土品牌上，重庆有长安、赛力斯，而浙江有吉利、零跑汽车，使得在这场行业大转型中实现了蜕变。特别是重庆，依托长安和赛力斯的双重发力，2024年汽车产量突破了254万辆，仅次于广东和安徽，似乎已经重回巅峰。

传统汽车大省已陷入转型困境

受新能源汽车迅速崛起的影响，不仅主机厂要积极寻求转型，整个汽车制造业都要实现快速转型，否则就只会被残酷的市场淘汰，吉林、北京、湖北何尝不是陷入了转型困难。

就拿吉林来说，整个汽车产业都在高度依赖一汽，仅一汽集团就贡献了全省70%的汽车产值。但无论是一汽自己的品牌还是合资公司，在新能源市场始终处于落后的状态，这也就导致本地2500余家零部件企业中，有60%仍专注燃油车系统，德系供应商（博世、大陆）技术迭代缓慢，导致三电系统外购率超80%。

湖北的情况虽然比吉林略好，但近两年同样不好过，湖北虽说对东风的依赖没有吉林高度依赖一汽那样，但湖北也因为车市走向变得更加依赖东风，就比如神龙汽车，如今已经可以忽略不计，合资公司东风本田近两年也在不断减产，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了湖北汽车产量。更要命的是，在新能源市场，湖北本土已经没有拿得出手的新能源品牌，对湖北来说，如果东风没有完成对新能源汽车的转型，湖北汽车产业就难以重回巅峰。

同样，北京也是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无论是北京汽车国产品牌，还是北京现代，如今的销量都是惨不忍睹，只有北京奔驰在苦苦支撑。但即便是奔驰，在新能源市场也没有太多话语权，所以北京才大力扶持小米，意图让小米汽车来实现北京汽车产业的复兴。

新能源赛道打破传统“发动机+变速箱”技术壁垒，宁德时代（福建）、华为（广东）等新势力掌握电池、智能系统等核心话语权，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分配。但各地政府对新能源汽车的扶持也呈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相比之下合肥的“链长制”、深圳的“科技园区+风投”模式，比长春的“主机厂+国企配套”体系，更适应快速迭代需求。

另外，从近几年汽车产业变化中也不难看出，两极分化的现象也愈发明显。排行2024年汽车产量前五的广东、安徽、重庆、江苏、山东，累计产量已经达到1590.56万辆，占全国汽车产量的50.39%，而像吉林、北京、湖北这样的传统汽车大省则将面临燃油车正在加速被淘汰的压力。

写在最后：

汽车产业的地理迁移本质其实就是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安徽用风险投资置换产业机遇，浙江以数字经济重塑制造逻辑，而传统大省需在“断臂求生”与“另起炉灶”间做出抉择，既需要打破数十年的路径依赖，又要重构整个产业生态。相比之下，新兴势力则借助技术革命窗口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