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场高规格会议再定调，国家将汽车反“内卷”进行到底

从去年7月底提出口号到如今密集持续具体的会议与政策，中国车市正在经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内卷”革命。

上周，接连三天，国务院，中央第四指导组，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几个权威部门分别召开会议，再度开展对新能源汽车的反“内卷”整治。3天3场高规格会议，从国务院到部委再到执行层面，政策指令层层传导。

这种罕见密度释放出明确信号：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恶性竞争已触及政策红线，政府主导的行业纠偏正式进入实操阶段。

先来看看3场会议。7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听取了“规范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秩序”情况的汇报，明确提出要着眼于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规范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秩序。

具体怎么落实，新华社当晚即做出了详细解读，包括加强成本调查与价格监测、强化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以及督促重点车企履行供应商支付账期不超60天的承诺，构建长效治理机制等。通俗来说，这场会议释放了打击赔本卖车、以价换量的信号，为车企落实支付账期承诺再上了一把锁。

紧随其后，7月17日，中央第四指导组聚焦“综合整治新能源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问题”专项工作，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开展下沉调研，并与北汽集团、比亚迪集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座谈交流。据了解，北汽、比亚迪集团两位一把手，张建勇和王传福都出席了这场会议。

7月18日的会议不仅涉及面更广，发起者从指导层转变为执行层，还提出了多项反“内卷”的具体举措。具体来看，18日，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委联合召开新能源汽车行业座谈会，部署进一步规范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秩序工作，包括加强监督管理，深入推进产品价格监测、产品一致性监督检查、缩短供应商货款账期等工作；健全长效机制，强化标准引领。据了解，这场会议有17家重点汽车企业参加。

从时间、发起者、与会人员与会议内容来看，3天3场会议环环相扣，从指导到执行，面面俱到。笔者认为，密集召开的会议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展示官方持续跟进的态度，另一个是明示反“内卷”的决心。

从去年七月底到现在，一年的时间里，汽车行业的反 “内卷” 便从口号逐步走向具体行动。今年上半年，多个政府部门及组织就已经着手加大对汽车“内卷”的整治。如5月底，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倡议书，指出企业不应采取无序“价格战”；6月，全国工商联汽车经销商商会发布反对“内卷式”竞争的倡议；以及各大车企响应正方号召，宣布缩短账期至60天。

尽管倡议不断，但旁观者对政策的具体落实却并不看好。以60天账期为例，虽然多家车企跟进，但公众认为车企的承诺较为笼统，实际履行中可暗中操控空间太多，发布公告声明更像是表面功夫。为打消公众疑虑，也为了明示铁腕治理的决心，7月初，工信部正式开通“重点车企践行账期承诺线上问题（建议）反映窗口”，主要受理四类“60天支付期限承诺”问题。

从政策出台到实际执行的售后，可以看到，政府此次反“内卷”绝非说说而已，而是带着十足的魄力与决心。

这种强力介入的姿态背后，是对“内卷”本质的清醒认知——当恶性竞争扭曲了市场本应高效的资源配置功能时，单纯依赖市场自身的纠偏机制往往代价巨大且收效甚微。

“内卷”的根本问题是车企对“用户”这一核心资源的争夺。在我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内卷”正是在畸形的行业中所孕育的毒瘤，如果仅靠市场的自我清洁作用铲除它，不仅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于意义不大的竞争之中，还会极大阻碍行业的健康发展。

于是，在“无形的手”失去作用之时，“有形的手”便托举起了行业。

正如业内人士所言，反“内卷”的关键，是领头企业做好表率作用。对于比亚迪、北汽这样体量大、影响深的头部车企，其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整个行业的神经。当它们率先承诺缩短账期、避免恶性价格战，无疑能释放强烈的信号，引导行业风气向更健康、更可持续的方向转变。行业共识的凝聚，需要这些“领头雁”的示范与引领，共同维护一个公平竞争、尊重规则、重视长期价值的市场环境。

然而，理想中的行业自律在残酷的现实竞争面前往往苍白无力。寄希望于所有企业，尤其是面临巨大生存压力被迫卷入其中的中小企业，自觉自愿地放弃可能的短期市场份额诱惑，主动放弃“以价换量”的“速效药”，这本身就存在巨大的道德风险和现实困境。

 即便头部企业有心引领，也可能面临“劣币驱逐良币”的尴尬：一旦某些企业为了生存或激进扩张，不惜代价发起价格战、延长供应商账期，那些遵守规则的“好学生”反而可能失去市场份额，陷入被动。此时，仅靠呼吁和倡议，缺乏强有力的约束与惩戒机制，行业共识极易流于形式，甚至成为空谈。

更核心的问题在于，“内卷”的根源往往是市场机制在特定发展阶段出现的局部失灵。 新能源汽车行业在经历高速增长和政策红利期后，随着补贴退坡、产能快速扩张、新入局者增多，市场从增量竞争转向存量竞争。为了争夺有限的用户资源，企业本能地会选择最直接、最激烈的竞争手段，也就是价格。这种竞争一旦失控，就会演变成“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恶性循环。

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调节这种结构性矛盾时，往往具有滞后性，其自发调节的过程，如车企破产倒闭，通常伴随着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社会成本，并非最优路径。 放任自流，等待市场自行“出清”，对正处于爬坡过坎、力争全球领先地位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而言，代价过于沉重，风险不可接受。

因此，当“行业自律”的边界被现实的竞争压力不断侵蚀，当市场机制在矫正“内卷”顽疾上显得力不从心时，政府这只“有形的手”适时、有力的介入，就不再是选择，而是必然。 3天3场高规格会议、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执行的政策组合拳，正是这种必然性的集中体现。政府的角色，不是简单的“管死”，而是通过建立规则、设定边界、强化监管、营造公平环境，为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清淤疏堵”。

政府的介入，本质上是在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托底”和“护航”。 它并非取代市场，而是通过弥补市场失灵的短板，矫正扭曲的竞争秩序，为头部及中小企业创造一个更可预期、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在这个环境下，企业才能真正将精力从无谓的内耗转向提升核心竞争力、开拓全球市场、引领技术创新等关乎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

反“内卷”，需要行业觉醒，更需要规则重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要真正实现从“大”到“强”的高质量跃迁，离不开头部企业的责任担当，更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引导与规范。这“三场会议”的密集定调，标志着这场由政府主导、行业参与、旨在终结内耗、重塑生态的深刻变革，已进入动真格的攻坚阶段。汽车行业的反内卷之路，道阻且长，但方向已明，决心已定。